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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然后呢?

    (2021-01-14 11:36:47)
    標簽:

    社會

    文化

    教育

    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然后呢?


    2020年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并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其中明確將現行刑法中承擔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有條件地從14周歲下調到12周歲,規定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這一規定強化了對未成年人行為的約束,被視為是回應社會關切、順應社會期許之舉。但這一幾乎是因應近年來媒體大量曝光的“未成年人惡性犯罪高峰”而產生的“熱搜立法”,有助于解決大眾真正關心的問題嗎?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解不了燃眉之急


    許多人常常盲目地相信或期待,刑罰制度能像“萬靈丹”一樣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雖然刑法具有維護社會秩序,預防犯罪與保護法益等功能,但這些功能均不能只通過刑法來實現,而是必須與各種維護法律正常運轉的制度配合協調,再依托良善的社會政策,才有可能達成。相較其他制度,刑法必須是最后的手段。


    事實上,與大眾認為的“近年來未成年人惡性犯罪頻發”不同,我國未成年人涉嫌嚴重暴力犯罪的趨勢下降明顯。
    最高人民檢察院2020年6月1日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指出,2019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48275人,相較2014年下降37.6%;與2014年相比,2019年受理審查起訴涉嫌八類嚴重犯罪(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未成年人由35414人下降到18172人,降幅達48.69%。

    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然后呢?

    我國2014-2019年未成年人犯罪情況。 © 《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


    大眾對未成年犯罪的印象來自于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正如2010年第十二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上秘書處提交的有關兒童、青年與犯罪的工作文件所指出的一樣,許多國家的兒童、青年及其與犯罪的關系的現實(反映在統計數據、犯罪學調查和研究上)和認識(由大眾認識,往往在媒體呈現)之間存在著強烈差異。兒童和青少年往往被錯怪,例如要他們為暴力犯罪的負責更多,而在現實中,他們實施的犯罪只占全部犯罪的少部分。根據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的分析,2009年至2017年,全國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呈下降趨勢,平均降幅超過12%,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也就是說,此次立法不可避免地帶有“過度刑法化”的色彩,除了撫平社會一般大眾的恐懼,其合理性并不充分。



    ▌關起來就好嗎?


    198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的標準規則》及2004年國際刑法大會通過的《國內法和國際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決議》,規定少年負刑事責任年齡不應規定得太低。這些規定基于“罪行相當”的原則,即犯罪人所犯罪行與其承擔的刑事責任應當相當。


    很多人覺得,生活水平提高和網絡信息發達導致少年兒童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早熟,但科學研究證明,未成年人的大腦發育和心理成熟程度,并沒有因為他們身體發育而提前,他們依然還不完全具備情緒控制和行為控制能力,因此德國、俄羅斯、韓國等國的刑事責任年齡下限均定為14歲。


    1997年,神戶14歲少年連續殺傷兒童事件后,日本國會在龐大的民意壓力下于2000年將最低刑責年齡從16歲降至14歲。但此后的三年,日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降反升,2004年還發生了11歲少女殺害同班女生的惡性事件。于是,圍繞是否應該進一步降低最低刑責年齡的討論又被掀起。刑事責任年齡因應民意壓力下降之后,很容易陷入再次因極端個案不斷下降的怪圈。


    而且,將未成年犯罪者納入刑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2017年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報告》顯示,只有一半左右的成年犯罪者在入監前和親生父母長期共同生活一起;工讀生、未成年犯與父母關系很好的人數顯著偏少,未成年犯群體家庭關系中父母要求嚴格,事事過問或經常打罵,家庭暴力的人數相對顯著偏多。可以說,大量青少年犯罪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情境下產生的:缺乏父母的監管和教育,缺乏青春期成長最重要的社會支持和社會約束,缺乏社會生存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家庭、學校、社會、甚至國家都負有責任。這是我們在談論未成年人犯罪時不可忽視的前提條件。只要社會環境仍然沒有得到改變,將未成年犯罪者集體納入刑法體系,不僅無法嚇阻新增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還有可能造成其他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安娜·艾澤(Anna Aizer)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的約瑟夫·多伊爾(Joseph J. Doyle)教授于2015年發表于《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一份研究追蹤了37692名在10周歲至16周歲時曾在芝加哥少年法庭接受初次審判的未成年犯罪者,發現與未被長期監禁的未成年犯罪者比較,受監禁者成年后再次犯罪的平均人數占比將高出近15%,同時,后者完成高中學業的平均人數占比低至2.6%。教育的缺失增加了這些犯罪者在社會上立足的難度,最終增大了他們重返犯罪之路的可能。


    根據我國法律,未成年犯罪者均在少管所服刑。很多研究都指出,大部分少管所管理模式單一,以勞動改造為主,教育改造工作難免流于形式。同時,大部分少管所的管理模式仍和當地監獄類似,也就是說,少管所出來的未成年犯也會有著監禁刑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跡,甚至產生犯罪經驗的“交叉感染”。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刑法學教授翟中東則根據《邵雷同志在全國監獄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及2007年第三季度的一組數據推算:如果按照全國在押人員150萬人為基數,全國監獄中被判刑兩次以上的罪犯達到15.98%。在監獄中被判刑兩次以上的服刑人員,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從少管所出去又進到了監獄。也就是說,僅僅依靠刑法的執行并不能真正地解決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因為犯罪行為產生的根源并不在此。嚴苛的法律即便在短時間內對一部分人奏效,從長期來看,并不見得能取得積極的結果。



    從被動鼓勵向善,到積極去標簽化


    迄今為止,在聯合國出臺的關于少年司法的規范性文件中,《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利雅得準則)非常關鍵。利雅得準則明確提出,預防少年違法犯罪,需要整個社會的努力。因此,許多國家和地區制定和確立了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


    日本的少年司法制度經過了九十年的實踐和發展,相對而言比較成熟、完善,我國臺灣地區則在學習日本的制度下,發展出少年事件處理法機制。日本和臺灣地區的相關法律都提到,法律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少年的健全發展,因此建構出一個以少為核心,以親屬和教育者為第一層和以司法及行政機關為第二層的同心圓結構的保護圈。只有第一層保護圈被破壞或不起作用時,第二層才會取代第一層保護圈的責任者的地位,直接處理少的問題。


    在日本和臺灣地區的司法體系中,除了面向成年人的刑事審判制度(刑事程序),還存在少年審判制度(少年保護程序)和兒童福利制度(兒童福利程序),且明確規定了少年法院作為處理相關問題的專門機構。少法院的審理對象有二:一是少違犯事實及理由,二是少的需保護性。該機構由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心理輔導員、心理測驗員共同組成,調查該少與事件有關的一切情況和資料,并從法律、社會、心理等領域做出相關處置。


    對于違法少的懲治手段,在法律中分成機構式與社區式兩大類型。機構式以隔離監禁為手段,以達成懲罰與矯治的目的;社區式則以少生保護為主,以去機構化及非監禁式的個別化處置為手段,借輔導與治療達成更生的目的,同時避免不良少年直接進入監獄系統,被貼上標簽變成真正的犯罪人。因此,除非特別嚴重的犯罪行為或具有暴力傾向,否則多以社區式的方式對違法少年進行矯治。


    針對未成年不良或犯罪行為形成的原因,在少年法以外,日本和臺灣地區也相繼建立了相應的反家暴、家庭照顧等各方面的社會福利體制,從而形成了完整的從事前預防到事后教化的處理機制。


    此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兩地少年法中的“虞犯處理機制”。在我國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盡管也有不良行為與犯罪的分類處理,但依然遵從的是不良行為應予矯治的思維,重視的是不良行為的危險性與矯治必要性。但是,在日本與臺灣地區的少年法中,更強調的是將不良行為視作一種警訊,探究怎樣的原因將少年推離常軌行事,而這些偏軌行為是否會置少年于危險中,以及國家如何讓少年脫離危險。


    因此,兩地的少年法命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而非“少年犯罪處理法”。在手段上,也更強調提供有偏差行為的少年必要的支持與保護,包括提供社會福利資源、加以輔導教育,以及在親屬和教育者無能或無法處理的情況下,交由相關的社會福利機構安置等方式,避免他們從危險困境過渡到犯罪階段,通過保護少年進而達到保護社會的目的。


    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然后呢?

    2019年5月31日,臺灣地區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 EtNews


    我國于1991年正式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負責解釋該公約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指出,所有就實施少年司法采取的決定,都應首先考慮到兒童的最高利益。兒童在身心理發育和感情教育需求方面有別于成年人,這種區別構成了減輕觸法兒童罪責程度的依據,也是為兒童另行建立少年司法制度且須給予不同待遇的理由。保護兒童的最高利益,意味著在處置少年罪犯時,諸如鎮壓/懲罰等傳統的刑事司法目標都必須讓步于實現社會重新融合與自新的司法目的。


    國際社會面對未成年人觸法時的處置方式,已持續朝向促進未成年人身心健全發展的方向邁進,其目的是為保障未成年人健全的自我成長,絕非“威嚇”“處罰”。或許這樣的走向會讓部分人憤恨不平,憑什么相較于成人,未成年人觸法可以有如此優渥的保護措施?


    讓我們換個角度,身為大人的我們,能夠提供怎樣的社會環境,在兒童及少年的人生道路上幫助他們遠離歧途?他們若有不慎而誤入法網時,又能如何拉他們一把,讓他們不至于再往深淵里墜落?這些切實攸關未成年犯罪者,也因此攸關于每一位社會大眾的問題,亟待我們認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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