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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外賣受傷了,怎樣才能獲得賠償?

    (2021-01-13 11:17:17)
    標簽:

    社會

    時評


    送外賣受傷了,怎樣才能獲得賠償?


    去年12月21日,北京一位外賣員在送餐過程中猝死,在其家屬尋求工傷相關的賠償責任時,外賣平臺稱與騎手并無雇傭關系,家屬通過外賣員給自己投保的人身意外傷害險,只獲賠了3萬元理賠。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曾在2019年做過一次關于職業傷害保護的調研,調研對象為在北京的部分非正規就業者(包括外賣員、快遞員、同城速遞員),在互聯網行業的發展下,出現了如外賣這樣的平臺經濟形式,其中一些勞動者沒有與平臺公司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或者只是簽訂了模糊不清的合作服務協議,一旦在工作過程中出現意外,很難獲得賠償。此次的調研報告顯示,受訪者面臨的事故風險中,有87%是交通事故。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2019年7月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外賣、快遞行業交通事故數據”也能體現出這種風險——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半年內共發生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傷。餓了么、美團、盒馬和順豐是交通事故最多的企業,其中,餓了么發生111起,占比34.2%,包括2名送餐員死亡;美團發生109起,占比33.5%。


    送外賣受傷了,怎樣才能獲得賠償?

    2020年9月,《人物》發表了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關注在外賣平臺不斷升級的各種規定下外賣員的權益保障問題。這篇文章引起了網民的巨大關注,而外賣平臺也出臺了相關調整政策。 © 人物


    外賣員的職業安全問題嚴峻,但相關的勞動保障卻明顯不足。據《中國職工狀況研究報告(2019)》,平臺勞動者普遍面臨沒有繳納社?;蛘邊⒈B实偷睦Ь?,目前,商業保險是平臺勞動者最主要的保障方式。相比職業工傷保險,商業保險提供的保障有限。商業保險普遍設置意外醫療賠付額度,而且只賠付一定比例,比如“蜂鳥眾包”里合作的保險公司為外賣員提供的保險中,意外醫療的保險金額最高賠付5萬元,并且平臺綁定的意外險明確指出,不負責誤工費、營養費、康復費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外賣員遇到工傷,有可能需要自身擔負一定比例的醫藥費,并且養傷期間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和誤工補貼。自媒體“城市工人在路上”曾在文章中提及一位北京外賣員李大哥——他在送餐過程中受傷,盡管購買了商業保險,并且參加了新農合,最終還是需要自己承擔1萬多的醫療費和養病期間的各種開支,沒有誤工費。


    如果外賣員受傷不重,商業保險尚且能夠提供一定的保障。但如果受傷嚴重,商業保險給予的賠償相比工傷保險,有相當大的差距;而且受傷后勞動者的再就業、醫療養護需求,都沒有任何保障。


    那么,作為外賣員,在工作中若受重傷,只能認栽了嗎?如果勞動者對商業保險賠償不滿意,是否可以通過起訴,來獲得應有的工傷賠償?



    ▌如何認定勞動關系,獲得工傷賠償?


    依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數據,以外賣行業為代表的互聯網用工的訴訟案件正呈直線上漲趨勢,其中工傷賠償、勞動關系認定是糾紛爭議的聚焦點。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正在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行業勞動保障問題。


    以外賣行業的兩大巨頭“餓了么”、“美團”為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關鍵詞“上海扎拉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餓了么總公司),共有1411份裁判文書,其中涉及誤工費358份,涉及人身損害賠償344份,與勞動合同相關115份;搜索“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團),共有1026份裁判文書,涉及誤工費123份,人身損害賠償125份。


    外賣員要求確認勞動關系,其中不乏勝訴的案例。


    2019年9月,北京外賣員趙萬貴申請勞動仲裁,要求確認與美團配送承包商存在勞動關系。訴求被仲裁委駁回,隨后,趙萬貴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最終,法院判決確認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2018年7月,江蘇無錫餓了么外賣員在送餐路上發生交通事故,向法院起訴餓了么配送承包公司,要求確認勞動關系。最終,無錫市人民法院判決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2018年,山東省一外賣員送外賣受傷,向人社局遞交工傷認定申請;人社局先是不予受理,后外賣員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社局撤銷不予受理決定,并于2019年6月5日作出工傷認定。 


    據《中國職工狀況研究報告》,2019年平臺經濟關于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件中,法院認定事實存在勞動關系的超過50%,大概每2個起訴要求確認勞動關系的案件中,有1個能夠勝訴。


    這些判例事實和數據都表明,盡管平臺與相關企業一味地否認勞動關系,但很多外賣員事實上被雇傭,勞動被管理與控制。只不過,在平臺自保的協議中,這些關系都被遮蔽和抹除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所記錄的一個個具體的案例,是每一位勞動者用行動,通過法律渠道,來證明自身的勞動者身份。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常凱也曾指出,互聯網用工關系表面上靈活、自主,但實際上,具有內在的嚴格控制關系,其勞動具有從屬性,用工雙方并非兩個平等獨立的主體,他認為確認互聯網用工的雇傭關系(勞動關系)才能為勞動者權益提供保障。


    如果在送餐途中受傷嚴重,商業保險未能提供足夠的補償,勞動者如何通過法律來獲得應得的保障?



    ▌到底被誰雇傭?應該起訴誰?


    首先,找到法律意義上真正的“雇主”至關重要。盡管身著平臺工作服,送餐過程受平臺控制,但目前為止,如果直接起訴平臺,外賣員依舊很難獲得應有的賠償。


    2018年,江蘇常州外賣員沈文亞送餐途中受傷,為了獲得應得的工傷賠償,他起訴美團常州分公司和北京總公司,歷時一年半,最終敗訴。沈文亞認為自己是常州分公司的員工,需要定期去美團常州分公司辦公點進行培訓,而且自己的工作服和保溫箱上都有“美團外賣”的標志。


    但美團分公司提供勞務協議證明,沈文亞在平臺注冊成為美團眾包員的過程中,就已與另一家外包公司簽署了勞務協議。事實上,他的送餐培訓、工作服、報酬都是由外包公司提供的:

    “薪酬是由博悅公司支付的;業務培訓是由博悅公司進行的,具體地點其公司不清楚,并不是由其公司或三快常州分公司進行的培訓;配送員所穿的衣服均是由博悅公司向其公司采購,送餐車輛系配送員自行購買,……配送員在注冊成為眾包騎手時,在驗證身份的同時,APP上會提示勞務協議的內容,告知與誰建立勞務關系”。

    也就是說,沈文亞在注冊賬號過程中,不知不覺已經被外包了。在另一份判決文書中,美團公司提供證據證實了這一點:美團與天津沃趣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沃趣公司需要安排人員進行送餐服務,并且承擔送餐員的勞動、雇主責任。外包現象普遍存在,騰訊新聞記者采訪北京、廣州、佛山多地美團眾包騎手,發現他們通過平臺簽署的協議主體均不同——外賣員與外包公司簽訂協議并受其管理,外包公司再與外賣平臺簽訂合作協議。


    外賣員與平臺的勞動關系復雜多樣,主要存在直營、外包、眾包,直接與平臺建立勞動關系的,已越來越少。勞務外包、勞務派遣是外賣行業用工的主流形態。


    目前為止,要求確認外賣員與送餐承包公司的勞動關系,比起訴平臺更容易。查閱判決文書,大多數勝訴的案例都是判定騎手與送餐承包商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平臺無需承擔責任。以上海美團分公司為例,天眼查數據顯示,其作為被告共涉及19個法律訴訟中,最終承擔部分責任的僅有4個,沒有案件需要承擔全責。


    這樣看來,對于勞動者來說,關注簽署勞務協議的主體,相當重要。


    有的外賣員勞動關系更復雜,被層層外包。加盟商將承包的業務再次分包出去。這種情況,外賣員要尋找誰是真正的雇主,更是難上加難。



    ▌從判例學習:怎么證明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平臺往往在協議內容上聲明:外賣員需要個人承擔所有可能后果和風險,否認協議雙方存在任何的勞動、勞務關系,而是自主的平等的合作主體。另一方面,平臺協議中會有各種具體的配送規定,規范要求,包括微笑服務、工作服著裝等。


    從判例文書上看,即使外賣員簽署了協議,同意雙方不存在勞動、勞務關系,只要證據充分,也不妨礙從法律上認定事實上的勞動關系。盡管認定過程存在爭議,多份判決文書引述《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一條的規定,以此作為重要的判斷依據——

    “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P>


    據此,外賣員為證明事實存在的勞動關系,可以重點關注以下證據:


    1. 在平臺或線下簽署的協議。盡管協議內容會否認雙方存在任何勞務關系,但協議內容往往也會規定相關的工作內容、工作安排和工作特點。


    2. 平臺上的賬戶信息。有的平臺賬戶會提供具體的員工信息:包括外賣員的個人信息,所屬的服務站點、員工類型,有的還會有出勤記錄、派單記錄等,這些信息都是有效的證據。


    3. 工資支付證明、薪資待遇計算方式、訂單詳情截圖。外賣員需要說明自己的薪資構成是如何被管理和控制的——外賣員的提成金額有部分是根據接單量呈階梯式增長,平臺也會不定時調整送單費,這些都能有效說明工資收入背后是被管理和控制的。一方面,對平臺運單費調整政策要記錄或截圖留做證據,另一方面,要清楚自己的收入流水清單。


    深圳一位外賣員邱某曾在美團眾包平臺上簽署協議,成為騎手,后在送餐中受傷,左腿骨折,傷殘十級。在平臺上投保的意外險只報銷醫療費用8.8萬,對于邱某來說遠遠不夠,未能涵蓋他后續的治療費用與生活費,他還有父母需要贍養。


    后邱某起訴送餐承包商裕米公司,獲得其他賠償:醫療費、護理費、誤工費、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共計10萬左右。在庭審中,裕米公司以簽署協議為理由,認為邱某受傷后果應該個人負責。但依據邱某提供的證據,法院認定雙方存在雇傭關系。在邱某提交的證據中,包括勞務協議及美團騎手意外險升級版電子保險單各1份,北京錢袋寶支付技術有限公司付款憑證4份,訂單詳情截屏4頁,在美團眾包平臺的賬戶信息。 


    4. 其他關于工作內容、要求的說明,例如早會、招聘信息、培訓記錄、管理規則等記錄。盡管有些外賣員是在平臺上自主注冊賬號,也需要定期參加培訓或者是述職。上文提及的沈文亞即是如此,需要定期參加培訓,到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服和保溫箱,上面皆有“美團外賣”的標志。有些是站點招聘,招聘信息上會有具體的工作說明。在平時工作中,可以多多留意記錄相關信息。

    5. 證明事實上被管理的微信截圖、錄音、視頻資料等。北京外賣員王彪被站長口頭通知送不了外賣,當日其美團騎手APP被強制關停無法工作,站里以盤點為由將其工作使用快餐箱、頭盔收回。后為討回相應的賠償,王彪提交了顯示2018年3月31日被取消開通的APP界面截屏及與劉利偉要求王彪清點物料的微信對話截圖。這些信息都是充分證明“管理”事實存在的證據。


    6. 接單詳情記錄。很多眾包注冊的外賣員事實上承擔著全職外賣員的工作,記錄自己的接單數量和工作時間,將會對認定勞動關系非常有利。眾包騎手中,大部分人的工作時間、強度、風險都不比專送騎手低。

    李相國是北京的一名閃送員,他可以自主決定上線時間,以及是否搶單、接單,每天工作時間大概10個小時左右。2016年7月,他在閃送途中意外受傷,先是申請勞動仲裁,海淀區仲裁委員會以“自主搶單”、“自行掌握工作時間”等原因認定其不屬于勞動關系后,李相國向人民法院起訴,最終得以認定為勞動關系。

    裁決書中的證據,包括李相國的一份詳細工作清單:2016年5月29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間共計完成410單,平均每月超過200單;同期,2016年6月、7月,平臺活躍閃送員人均接單134.3單、139.8單,因此,李相國的接單數遠超過平臺活躍閃送員的平均接單數?!?nbsp;


    由于平臺的設置,很多外賣員、速遞員的勞動信息和勞動關系基本都是被“線上化”的,平臺控制著勞動者的送單費計算、工作時間,還會用各種方式來調整工作要求。而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工傷,這類“非正規就業者”也往往只能拿到一點商業保險的賠償,理賠流程有時候還很復雜。若是惹怒平臺或站點,也可能面臨被封號的情況。而一旦號被封,所有工作信息都會被抹除,為平臺所付出的勞動被“一筆勾銷”。


    沒有人希望自己在工作中受傷,但是一旦受傷嚴重,還可以通過法律獲得應有的賠償,因此需要在平時多多保留關鍵信息、證據和記錄,以備不時之需。


    值得關注的是,通過法律渠道訴訟獲得賠償的勞動者依舊是極少數。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的調研報告顯示,受訪的外賣員、快遞員中,67%在工作中受傷時選擇“啥也不做,自己忍著”,只有10%左右尋求法律援助。而且對于勞動者個人來說,走司法訴訟途徑,將意味著高昂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本文所列舉的成功的案例,訴訟周期短則一年,長則兩三年甚至更久。有的即使在勞動仲裁、或者是一審就勝訴,但是依舊要面對平臺公司或代理商的上訴,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對決”——作為勞動者的個體面對的是平臺的法務團隊。


    《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我國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8億人,參與提供服務者人數約為7800萬人”,以外賣員、快遞員為主體的平臺勞動者已然是重要的勞動群體,但如今,關于互聯網非正規就業群體的勞動保障卻遠遠不足。如果沒有更完善的保障政策,勞動者面臨的阻力將更加艱難。


    參考資料:

    1. 中國裁判文書網;

    2. 常凱、鄭小靜:雇傭關系還是合作關系?——互聯網經濟中用工關系性質辨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02期);

    3. 陳弗也:不簽勞動合同?外賣騎手反擊:起訴平臺和服務商,獲兩倍工資賠償(騰訊新聞棱鏡);

    4. 燕曉飛主編:中國職工狀況研究報告(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 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北京地區快遞從業人員職業傷害保護調研報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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